“该生”妈妈为何不生?—基于重庆市10位母亲的深度访谈
摘要:在“育儿难”“育儿贵”的诉求下，三孩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主要是围绕托育、教育、医疗、税收等方面展开，力图回应青年父母“想生却不敢生”的问题。女性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中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好、抚育支持较多、工作对生育较为友好的“该生”妈妈却连二孩都不愿生。为探究影响她们生育决策的因素，本文对重庆市10位“该生”妈妈进行了深度访谈，研究发现，这批妈妈对职场发展、孩子陪伴、亲密关系、个人生活四方面均存在较高期待，而在母职功能教育化、配偶育儿缺位、夫妻关系淡漠、孕育身体体验不佳等因素的影响下，女性认为生育之路更像一个人的旅程，充满风险与孤独。本文认为这批女性的生育决策体现了现代与传统交织的“马赛克模式”，在个体化的背景下，唯有尊重她们的主体性，创造出深度情感联结和支持才能使“该生”妈妈的二孩生育成为可能。
关键词:“该生”妈妈;个体化;密集母职;亲密关系
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以来，如何促进广大育龄妇女生育三孩成为学术领域关注的焦点。然而，三孩生育政策成功与否需要两方面的条件:一是有相对更大规模的二孩育龄人口;二是二孩育龄人口中有较高比例的人有生育三孩的意愿[1]。国家卫健委2019年全国人口与家庭动态监测调查结果显示，有生育二孩及以上打算的妇女，仅不足半数实现了再生育[2]。我国城乡15~49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其中理想子女数为三孩及以上的比例仅为7.4%[3]。“七普”数据显示，2015—2020年，我国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规模年均减少300多万人，2020年出生人口只有1200万人，自2016年起连续4年降低，降幅高达18%，“全面二孩”政策效果不佳。可见，因为二孩家庭基数相对较小、育龄妇女规模收缩、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低迷等因素，我国人口条件并不具备诱发新的出生高峰或三孩明显堆积的现实基础[4]，如何有效提升一孩家庭生育二孩的意愿，增加二孩家庭规模，是三孩新政取得成效的关键所在。
本文认为，按照抚育能力和生育意愿两个维度，可以把生育人群划分为“有意愿、有能力”“有意愿、没能力”“有能力、没意愿”“没能力、没意愿”四类，分别对应“想生敢生”“不敢生”“不想生”“不敢生不想生”四种生育状态。目前我国三孩政策及配套措施从教育、医疗、养老、托幼、女性权益等层面全力出击，主要目标是解决抚育能力的问题，是为想生二孩或三孩，却因各种阻碍因素而“不敢生”的育龄夫妇提出解决方案。然而，社会上为数不少的育龄妈妈面临完全不同的生存境遇，她们经济状况较好，社会资源和照顾支持十分充足，处于大众所认为的“该生”状态，面对生育二孩，鲜明地呈现出“不愿生，不想生，干吗要生”的态度，其生育决策与生育行为大大低于社会预期。本文旨在探究这类“该生”妈妈不生二孩的原因，拓宽对生育人群的分类范围及认知程度。
国家卫健委就实施三孩生育政策答记者问中指出，经济负担重、婴幼儿无人照料和女性难以平衡家庭与工作是年轻夫妇想生不敢生的三大主因，其中认为“经济负担重”的占75.1%，认为“没人带孩子”的占51.3%，认为女职工生育后工资待遇下降的占34.3%，实际上女性因生育导致收入降幅超过一半的占42.9%[5]，卫健委的回答也代表了我国学界的主要观点。
经济压力大是育龄女性不敢生育二孩的主要原因。据统计，大多数城市居民生育二孩的直接成本超过38万元[6]。黎淑秀对长三角城市群父母的研究表明“育儿贵”主要来自三方面:一是校外培训班及其代表的子女教育的经济总投入;二是养育子女的医疗开销;三是养育子女增加的住房需求[7]。一项以上海为调研对象的研究表明，上海的住房成本及生活成本，外加各类辅导班及兴趣班的支出带来了较大的经济压力，从而影响女性的生育决策[8]。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轻职业女性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减缓其经济压力，进而提升女性的生育意愿。范会芳等以河南郑州已婚但尚未生育及已婚且生育过一孩的职业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家庭所能提供的经济支持越多，城市职业女性生育二孩的意愿就越强烈[9]。
照顾支持少是影响女性生育二孩的重要因素。在巨大的照护困境下，不少家庭选择将照护孩子的重任压在祖辈身上[10]，使得老人帮忙照顾成为主流的养育模式，跟父母同住者生育意愿与行为倾向均显著高于不跟父母同住者[11]。在父母无法提供支持的家庭，如果自己没有时间照顾二孩，那么其生育意愿就会显著降低[12]。根据王海东的研究，在城市中近80%的婴幼儿都是由祖辈参与日间看护，其中，来自祖父母的帮助占比最高(61.50%)，其次为外祖父母(24.24%)，还有14.26%的家庭会获得其他亲属的支持[13]。但是，当家庭开始生育二孩时，祖辈支持明显减少(27.02%)，抚育孩子的压力更多地转移到母亲身上[14]。张赛群将二孩的照料顾虑细化为:老人力不从心(31.2%)，自己没有时间(47.8%)，对保姆不放心(21.0%)[15]。然而，伴随着延迟退休政策的逐步落地，以及祖辈在子女生育第二个孩子时年岁增高，健康状况下降等情况，家庭支持网络弱化，传统的老人照看孩子的方法将难以为继[16][17]。
生育后的女性比未生育女性在职场面临更多的劣势，获得更少的报酬，这种因为怀孕和生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和系统性困境也被称为“母职惩罚”[18]。杨菊华用“双重赋税”来形容职场中由性别和母职给女性带来的压力，其主要表现为由性别-婚姻导致的就业不平等，由婚姻-生育带来的职场中断风险，以及由性别-生育驱动导致的薪酬不平等[19]。改革开放以来，单身女性、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和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女性因家庭和生育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20]。尤其是学龄前儿童的母亲在职场上发展更加不利[21]。根据申超的研究，中国城镇女性、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特大一线城市的女性生育1个孩子的收入损失分别为近30万元、50万元、60万元[22]。也有研究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工作更具弹性，有能力购买抚育服务，因而受到的母职惩罚更小[23]。相较国有部门，非国有部门的母职惩罚效应则随时间的推移而快速加大，使得二者之间差距快速拉大[24]，相较在国有企业(59.65%)、外资企业(61.76%)和民营企业(63.18%)的女性，生育前在政府机关或部队、事业单位工作的女性生育后更换工作的概率更小[25]。
女性经受工作与母职的双重压力，难以平衡工作和家庭。现代母职被称为“密集母职”，其特点是母亲责任不可替代、完全以孩子为中心、情感卷入和耗费时间[26]。母亲不仅要照顾孩子的日常生活，还需要关注各种子女教育信息动态、管理孩子学习、陪伴孩子成长，成为孩子的“经纪人”和“总规划师”[27][28]，为孩子倾注大量时间精力，使母亲身心俱疲，无力感倍增[29]。妈妈们经历“时间精力相互掣肘、兼顾不暇的矛盾、煎熬和挣扎”[30]，她们放弃了日常休闲娱乐的时间，普遍存在深度焦虑，把生育二胎看作“不能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两次”[31]。
在经济压力大、照顾支持少、职业发展慢、工作家庭难平衡的压力下，家庭财富、个人发展、体力精力被一再挤压，越来越多的女性难堪育儿责任，选择不生二孩。然而，现有文献没有对生育人群做出精细分类，大多数文献关注点都在“想生却又不敢生”的人群，对“能生却不愿意生”的生育群体缺乏了解。综上，本文认为“该生”妈妈是育有一孩，具有较强生育能力，却缺乏生育意愿的女性，她们的特征包括:个人或家庭经济实力较强，抚育二孩所需的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费用等在其可承受范围之内，且有适当富余;抚育支持力量完备，家中有老人或保姆帮助照顾孩子，女性不需要承担过重的抚育负担;生育对其职业影响程度较轻，这些女性或处于生育友好部门，比如政府机关、部队或事业单位[32]，或处于高端就业市场，因这些职业或岗位要求更长的准备期与打拼期，个人的资历和价值使事业不会因为母职而轻易被取代[33];能兼顾家庭与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具备前三个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养育负担，另一方面是工作作息较为规律，加班时间不多;生理上，她们处于育龄期，身体健康，没有不良疾病。本文深度访谈了10位“该生”妈妈，通过挖掘她们在生育中的经历感受，探索影响她们生育的因素。
本研究的材料来自针对10位常住重庆、育有2岁至12岁子女的母亲所开展的半结构访谈，研究样本通过作者日常接触的儿童家长以滚雪球方法获得。
表1展示了所有受访人及配偶的基本信息。10位受访母亲，年龄分布在28~38岁，均处于育龄期，学历都是本科及以上，其中只有1位全职妈妈，其他9位工作大多处于生育友好部门(政府或事业单位)，收入为12万~25万元，所有家庭税后年收入在40万元以上，支持系统十分完备。访谈对象父辈大多单方或双方退休，与受访者同城居住。受访者初育年龄都小于32岁，她们的孩子年龄位于2~12岁，大体覆盖了目前儿童从入园到小学毕业的年龄。因为一孩在2岁以上，母体经过休修养恢复，具备了再生育的基础条件。
所有访谈由本文作者在2021年4—7月完成，时长1.5~3小时不等，主要内容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对个别受访者在访谈后通过电话或微信追加了部分信息。全部访谈经受访者同意全程录音并做转录，用于本文分析。关于生育、母职的叙事涉及大量个人隐私，部分触及受访者深层情感乃至创伤回忆，受访前，受访者均被告知如有需要，可以选择中止、推延访谈或退出研究。所幸，除个别受访者选择放弃部分问题外，访谈得以顺利完成。
本研究中的受访妈妈对自己有四方面的期待:第一是对女性在传统性别分工方面的期待并未减弱，她们希望能做个好妈妈，重视孩子的情感陪伴、养育质量和全面发展。第二是期待成为职场精英，希望在身体形象、职业技能、处事应对上成为现代女性的代表。第三是想要经营好亲密关系，维系爱情发展，保持个体吸引力与浪漫生活品质。第四是希望能兼顾个人兴趣、交友、爱好，活得丰富精彩。本研究所访谈的女性大多具有良好的教育和职业发展能力，正因其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她们希望能获得一种人生圆满的状态，成为事业不输于人的女强人、充满爱和智慧的妈妈、有情致具才华的妻子、会娱乐懂生活的自我，家庭、工作与生活全面丰收的个体。然而四重期待中即使只实现一方面已不容易，尤其是母亲身份大大增加了她们的职责范围和操心程度，因而她们只能无限压缩属于自我的时间精力。然而，本研究所访谈女性的付出常常是单向的，在“一切为了孩子”的语境下，配偶、家人和社会的关爱往往流向孩子，忽略了她们，她们深感缺乏理解与尊重，进而产生“干吗要生”“凭什么要生”的心境。
1.生活和教育:祖辈与母职功能区隔化
儿童抚育居于现代城市家庭家务劳动中心，并围绕此组织了家庭劳动分工，建构出多元、复杂的关系网络[34]。虽然大多数受访妈妈都借助祖辈或雇佣照料极大地缓解了与养育相关的体力劳动，但正因为不用发愁孩子的生活照顾，妈妈们在拥有较丰富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对自己和孩子有了更高的期待。她们认为母亲不仅仅要保障孩子日常起居和一般性健康成长，更要以高度的情感投入和智慧养育培养身心两全、学业有成的孩子，这也被称为“知识与情感密集”的母职形态[35]。本次受访女性所处的社会、文化与阶层语境使得她们深刻感受到能否足够好地陪伴孩子，能否培养出道德情操高尚、知书达理、心理健康、全面发展的孩子成为衡量自己成功与否的标准，并成为构建自我认同的关键。
无论是与老人同住，还是与老人“分而不远”就近居住的访谈对象，家中老人主要承担接送孩子上下学、照顾孩子生活起居、陪上课外辅导班和游戏玩耍等日常照料的任务。在受访女性看来，老人确实是育儿的重要力量，主要是解决孩子生活上的问题，但是与育儿质量相关的部分，如营养均衡、身心健康、智力开发、培养习惯等，老人就显得爱莫能助了。“很多事情是父母那辈没有办法做的。”(A8)“英语、钢琴他们没法陪啊!”(A4)“比如你给孩子讲故事，你不能光是讲吧，还得有引导，这个部分是爸妈没法做的。”(A2)访谈中有女性通过聘请保姆来缓解育儿压力，但是保姆也主要承担洗衣、做饭、打扫卫生等辅助性家务劳动，且普遍缺乏稳定性。简言之，老人或保姆所承担的日常照料功能不能消解女性儿童抚育的压力。
受访女性的焦虑主要来自孩子教育，正因在子女的养育目标上面临相对丰富的选择，她们的养育呈现出精英化和精细化特征。这些女性与同辈交流时，谈论的往往是孩子的素质和能力，交流的范围可以从择校、旅游、夏令营、艺体到个性特征、家庭教育等内容，这也让作为核心养育者的母亲感到更高的要求。A2就是高度卷入孩子发展的典型。她是一名高校教师，孩子成绩只要达到连招线，便可从该大学的附属幼儿园直接读到附属高中，升学压力较小，但是对于A2来说，其关注点远不在学科成绩，“今后是要跟全世界的孩子竞争，虽不是说希望他上哈佛、清华、北大，但是得具备比较好的素质，现在他主要在学小提琴、围棋和足球，在家还要跟他一起背《论语》《离骚》，毕竟我和他爸爸都接受了那么多年的教育......”(A2)A5的女儿才6岁，识字量达到2000个，英文口语比较流畅，去过5个国家和国内10个以上城市，孩子的识字、英语都是自己在家教，钢琴、绘画和舞蹈交给培训机构，“我倒不是关心孩子的成绩什么的，今后这些孩子不是看成绩，我得为她今后的人生负责啊!”(A5)
受访女性对自己的工作表现有较高期待，老人与保姆的帮助只能算作因为工作忙碌无法陪伴孩子的补偿。对于这些母亲来说，能否很好地陪伴孩子，在孩子身上花更多的情感、时间和金钱也成为她们自我评价的重要标准。A6就表达过“我的工作让我有时间来照顾孩子，但是有时候也需要在家忙......我儿子在家，但是我没有心思陪他，心里很愧疚”(A6)。陪伴是一份劳动，意味着时间消耗和情感投入[36]，受访女性因家庭与工作带来的时间与情感的大量投入，导致体能与心理的双重耗竭，也是其育儿焦虑的根源。比如对高校教师A4而言，孩子第一位，备课第二位，科研成了第三位，但接受这种排序又影响工作表现，使她感到极度焦虑无力。A7说:“我觉得孩子太小了，需要多花点时间来陪他......等他睡了我再抽点时间来做自己的事......早上孩子醒我也要起来。有了孩子之后，我从来没有休息好过。”(A7)在对子女教育成就、各项软技能和身心健康的厚望中，女性在情感投入和养育智慧上对自己个人素养的期待也较高[37]，加大了女性在家庭中所承受的精神负载[38]，成为“该生”妈妈不生育的外在动因。
2.育儿和婚姻:配偶缺位与亲密消解
本次访谈的女性一方面希望配偶与其共同承担家庭内外的育儿责任，在育儿实践中构建一种平等化、合作式的分工模式，同时，也希望夫妻之间能发展出一种情感性关系，这种关系既有罗曼蒂克的特质，又有陪伴支持的成分。然而，受“男主外、女主内”观念的影响，两性间的分工差异往往取决于社会利用两性差别所安排出的分工体系，母亲被视为“理想照顾者”、男性被视为“理想工作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规则[39]。受访妈妈也处于这样的矛盾之中，她们深刻体会到在育儿和家务劳动等分工安排上，男女两性所受的影响是不对称的，来自配偶的情感支持较少，夫妻双方互动、沟通、陪伴匮乏，自己在育儿中陷于“丧偶式育儿”的困境。
中国城市家庭亲职投入呈现出一种父亲经济投入为主、母亲人力投入为主的性别化模式，父亲常常缺席子女的日常教育[40]。“养孩子的事情上，绝对不能指望老公!”(A8)受访妈妈大多有体面工作，她们自身有经济能力抚育孩子，为此，丈夫的缺席带给她们不公与愤怒的感受。“孩子好像是我一个人的，他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难道我就没有其他事情吗?”(A7)妈妈们不能理解为什么自己就要为了孩子费心操劳，而男性就可以出去“做他自己”，“我的时间都给了孩子，但是他还是想健身就健身、想约朋友就约朋友，凭什么啊?”(A2)受访妈妈一方面对男性缺席子女教育与陪伴表现不满，另一方面她们又不相信男性，“要他管他也管不好，一管就给我添乱!”(A10)她们全面接管孩子的抚育工作，希望孩子能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脱颖而出。除此之外，她们还要自觉背负儿童成长中的不确定性，孩子在成长中遇到的难题也被引向对她们性别特质与个人能力的追责。A1是本次访谈中年龄最大的女性，孩子即将小学毕业，虽然她为抚养儿子穷尽精力，但是孩子学业表现不佳，为此，她心怀委屈，“我老公平时不管孩子，孩子一有状况就说是我的问题”(A1)。可以说，在丧偶式育儿的背景下，女性身心都处于极大压力之下，母职成为不堪重负的身份。
本次访谈中的女性所处社会阶层及配偶的职业声望决定了她们的丈夫是现代社会的精英，事业与育儿双重负荷带来情感和体力的高强度消耗使得她们缺乏足够多的时间来关照配偶，对配偶事业发展的理解又使得她们难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情感诉求，配偶在育儿中的缺席和对自己不经意的漠然使得她们产生了养育中的孤独、不甘与焦虑，这种复杂的情愫往往成为女性不生二孩的内在动因。“这几年我跟我老公感情都淡了，我晓得这样不得行，可是娃儿还小......如果再来一个，我和我老公之间就不晓得该囊个办了。”(A6)A8是访谈对象中唯一一位家庭主妇，双方父母和丈夫对二孩都甚为期待，她却坚定地拒绝，“他平时早出晚归，我理解，但是忙得连我们的结婚纪念日都忘记了，我的生日也忘记了......我自己也是好好的一个大学毕业生，这些年除了生了这个孩子，感觉什么都没有”(A8)。另外两位妈妈直接用生育表达了对老公的失望:“我觉得没有办法解决，除非我老公心疼我得要命，但是这是不可能的。”(A1)“我跟我的几个朋友都有共识，除非你想好自己确实想要二胎，你能接受以后老二也是自己养，不然就不要生。”(A4)
婚姻关系是养育的重要压力源，高质量的婚姻关系会对亲子系统产生溢出效应，根据溢出假说，个体在一个系统中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体验会溢出到另一个系统当中，对另一个系统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41]。当婚姻质量较高时，父亲会给母亲更多的支持并且更积极地参与养育，降低母亲的养育压力[42][43]，从而提高女性的生育意愿。然而，这对受访妈妈来说似乎是个行动的闭环，配偶的缺席导致了她们的不满，不满降低了夫妻关系质量，减轻了男性参与意愿，又再次加剧女性的不满，好几位女性对此表示无奈。
“其实我自己是想再要一个孩子的，只是我老公这个样子，那么多年了，我早就知道他不可能变了......”(A1)生育更多是承担生养责任主体的个体选择与权衡，因而女性的主观感知便成为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女性在育儿过程中承受了大量的生理负担和情感焦虑，与其说是“不愿意生”，不如说是“为何要生”，既没有闲暇，又无法抱怨，既没得到认同，又失去爱情，既承受职场的规则构建，又陷于家事的繁重零碎。
3.身体和形象:主体忽视与关系丧失
成为母亲对女性来说意味着多维度、多层次的改变，身体作为改变的亲临性与感受性载体，其变化带给女性的冲击不仅是生物性的，更是社会性的，掺杂着女性主体性的消解和社会关系的重构，加大了女性对孕育的排斥。这些感受因需女性较主观与私密的表达才得以呈现，因而容易被主流生育文献所忽略。
孕育过程中的身体不适及由此带来的客体化感受是部分“该生”女性不生育的原因。有3位受访者反映怀孕中的身体体验较差:“早孕反应我很不舒服，一般人三个月反应就没了，我是全程都有......心里后怕!”(A10)“我可以养，但是不想生。”(问及具体为什么)“孕晚期腿肿，晚上根本睡不好。剖腹产后也疼了很久。”(A5)如果生理的不适还属于可忍受范围，这些不适无法被配偶或他人感知导致的心理负荷就让受访女性产生了较大的愤怒。“我很不舒服......跟我老公说他根本就不理解。”“孕晚期我一个晚上要起来很多次，他鼾声如雷，睡得跟只猪一样。”(A5)“大家都说我娇气，只是因为不是发生在他们身上!”(A6)而孕检、生产和哺乳带给女性的体验又加剧了这种负面情绪，受访女性均认为自己需要在饮食、作息、体重控制等方面严格遵照医生或护士等专业人士要求，一切为了健康的孩子，全身心投入母亲角色中，女性的“身体成为医护人员‘凝视’和监控的对象，变成‘可以精确测量的客体’”[44]。
“我不喜欢被孕检，医生根本没把你当回事。”(A5)“那些机器大家都用过，床大家都躺过，一样的流程，一样的办法，想起孕检我就很烦。”(A4)受访女性几乎都坚持了母乳喂养，排却涨奶、堵奶带来的身体不适外，她们表达了对自己在哺乳阶段被忽略的不满。“我吃的东西、我的生活作息都是为了母乳，家里最关心的就是我有没有奶。”(A6)“其实生和养都还好，就是生完孩子我的体重一下子到了130多(胖了20斤)，为了母乳喂养我直接没减肥。”(A3)女性在孕育过程中很多时候都处于他者的被动位置[45]，体会到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孕妈”“母亲”，在“以孩子为中心”的话语下，母职体验变成了经由现代医学健康方案所主导的想象[46]，孕妇独特的、个体化的身体经验和感受被忽视。
成为母亲并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的事件，孕育的过程还伴随着身份认同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带来了女性存在状态与意义的强烈变化。处于生育阶段的女性成了保护对象，正常社会角色被破坏，其人格与社会关系都被扰乱，受访女性表达了对这种特殊关照的抵触。“我怀孕后大家聚会、各种事情都不叫我了，虽然朋友们是在为我考虑，但是心里还是不舒服，感觉距离大家远了。”(A7)孕育期的女性还要面对体重控制、日常锻炼、进食管理、形体恢复等问题，本研究中的女性无一不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怀抱焦虑，她们都希望自己能保持良好的形象和优雅的举止，并在产后很快就投入身材管理中。“我产后三个月身材就恢复了。”(A2)“接受不了自己的身材变成那个样子。”(A3)但是产后恢复又和母乳喂养的营养需求有所冲突，为母亲带来了更多的困扰。访谈中女性对自己身材和外貌的焦虑源于对夫妻亲密关系的担心。A3产后体重曾达到140斤，在一次与服务员的冲突中，她老公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护着她，而是“充满嫌弃......后来我开始健身、节食，瘦了，才感觉他对我的态度好了一些”(A3)。“怀孕最开始和最后几个月，还有坐月子，那段时间没有办法跟老公一起......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问题......”(A7)A8表示自己怀孕时脾气不好，她老公虽然比较包容，但是后来也“掉头就走......我想起这些嘿怕咯，为了生个老二要是把婚都离了就划不来了”(A8)。围绕胎儿及孩子的健康成长、社会期待等因素，女性形塑了自身的理想形象，并投入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物质资源，女性成为“一个接受市场与社会规训客体”[47]，即使是照顾自己、恢复身材等自我关爱的实践也充满着被客体化的趋向。
4.自我和个性:生活失望与娱乐替代
在传统家庭向现代家庭过渡的阶段，传统家庭利益对个体而言不再具有强烈意义感，青年一代主张“为自己而活”或“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个体自我意识高涨，重视个人利益与欲望，家庭逐步失去了需要为之“生存和奋斗的集体单位”的意义[48]。访谈中女性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承载着来自原生家庭的期待，并怀揣着对美好婚姻的愿望走进了“人妻、人母”的角色，在怀孕与养育后代的过程中，女性惊讶地发现“公主”似的设想只是海市蜃楼，生活的鸡零狗碎冲击着她们，类似偶像剧男主无限宠溺女主的生活憧憬演变成了面对多重角色与职责的无奈与失望。“结婚，尤其是当妈妈后，跟我之前想的完全不一样”。(A2)“现在跟年轻的时候不同了，晓得生个孩子没有那么简单，说真的，我不想自己的生活一直都这个样子。”(A1)在城市家庭中，当夫妻双方都认为“需要为自己而活”，就需要有其他的力量来承担养育责任，老人一般成为外部的支持力量。A5属于被大家所羡慕的女性，事业顺利，容貌姣好，“我现在能这样就是因为有我妈他们帮忙管娃儿，他们确实辛苦，交给其他人我又不放心。现在这样就很好啊，我还有时间去做点儿其他事......没得啥子改变的动力”(A5)。
研究对象中只有A9呈现出较为娱乐化的生活选择。她喜欢户外运动，探险、徒步等占据了她的业余时间，家中有老人和保姆，配偶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平时在家时间不多。“我不晓得为啥子要生娃儿，已经生了一个了，够了，趁年轻我还想多玩玩。”(A9)同时因为没有亲自带孩子，孩子跟奶奶更亲，“要生我早就生了......我确实没囊个管娃儿，娃儿跟我没得好亲得”(A9)。这就陷入了生育的悖论，个体想要追求个性化的生活，跟孩子相处时间少，情感联系弱，导致母职认同感不高，互为循环，增加了不愿生育的可能。虽然A9流露出和孩子不亲近的失落，但她在户外俱乐部中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对失落的心情起到很大的补偿作用。“我们定期要去徒步、探险，大家有嘿多聊的。”(A9)她鲜少提到自己的老公，被问及都用“他忙得很，没得时间管我”(A9)匆匆带过。A9虽然缺乏对家庭的依恋，却在外部社团中找到价值，获得了较大的归属与认同。A9代表了个体不再愿意为家庭的利益牺牲自己，相反，他们通过家庭的支持来寻求自己的发展和快乐。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呈现出传统与现代长期共存、互动、交织的局面，构成了一种具有显著性别维度、个体与集体规则期待、传统现代文化价值交融的中国式的“复杂现代性”，也即“马赛克”模式[49]。“该生”妈妈在做生育决策时，呈现出多种因素杂糅、多元态度交融的情况，体现出多个时代叠加的痕迹。本研究所访谈的女性，处于传统的性别期待和现代独立女性身份的裹挟中，在母职角色、工作压力、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几者的博弈下，大多数女性选择放弃自己的个体生活来满足其他三者，尤其先满足母职和工作的要求，伴随着丧偶育儿、夫妻关系的淡漠，以及身体体验带来的主体消解，形成了较为负面的主观体验，使得这些“该生”妈妈对生育二孩避而远之。
1.不生的缘起:为自己活
“该生”却不愿意生的现象是在中国家庭从传统迈向现代的过程中出现的，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关系也发生深刻变化，可用德国社会学家贝克的“个体化”概念来解释。一方面，个体经历着“不再重新嵌入的脱嵌”[50]，从集体性的社会整合因素如阶级、家庭、性别、族群等解脱或被抽离出来[51]，以致“家庭高于个体、个人为家庭利益无条件牺牲和奉献的传统家庭主义”式微[52]，传统家庭利益对个体而言不再具有强烈的意义感。另一方面，个体化文化鼓励“为自己而活”或“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这使个体自我意识高涨，越来越要求自我发展、个人幸福和安全感[53]。现代女性从传统性别分工中脱嵌，从“为他人而活”到“为自己而活”，职业发展被视作个体化生活的重要内涵，意味着更大的自主性与幸福感[54]，家庭不再作为应“为之自我牺牲的一个生存和奋斗的集体单位”[55]，而成了“个体满足自我利益、自我成就的手段”[56]。在城市家庭中，与个体利益关系最密切也最易冲突的，是具体的、所属明确的其他家庭成员的个体利益，当每个个体都认为“有权为自己而活”时，冲突就更具张力。生育问题正是张力的焦点:家庭成员在育儿方面投入时间和精力的增减，意味着他们“过属于自己生活”机会的此消彼长。
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育儿模式及父母间“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抚育分工规则[57]，很难引发夫妻间有关育儿问题的权责冲突，男性得以在以事业为重的性别期望下免除大部分育儿责任，又因男性的工作收入作为家庭经济生活的重要支柱，在个体化的视角下，传统家庭责任分配机制显然有利于男性“为自己而活”，可将时间向职业倾斜。然而，女性一方面在时间与精力上被高度挤压，除了高度情感知识密集的母职付出外，女性还需要面对来自职场的角色，甚至可承担家庭一半的经济负担，经历“为他人而活”的事实，却在性别文化上难以获得外部的承认;另一方面，女性在“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下要求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职业和自己的个性追求，要求家庭成员，尤其是男性分担育儿责任，并能维系夫妻亲密关系，形成情感支持与联系。本研究中大多数被访者的工资收入、父辈资助或其他收入能支付部分乃至大部分家庭开支，这既稀释了男性养家人角色的意义，又消解了男性“以事业为重”观念的正当性，因此，女性对男性在育儿和家庭中的情感和行动付出就有了平等的诉求。面对男性“个体化”的倾向，女性的态度也模棱两可，他们一边期望男性克服以事业为重的性别期望，承担育儿责任和关系营造，带来更好的育儿质量和情感体验，同时又希望男性在事业上获得较大发展，为家庭提供更好的物质条件。女性也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矛盾中，常常与男性发生争执、冲突，继而又陷入自责、焦虑和自我怀疑，体现了在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两性在性别角色和传统观念方面复杂性和不平衡性共生的特点[58]。
2.不生的加剧:冲突妥协
伴随个体日益从整合性的社会因素中“脱嵌”，个体化意味着自由和解放，也意味着独自面对风险。风险意味着不同文化规范之间的摩擦与冲突，“这是一种个人直接面对世界的个体化，国家、地域、法律、组织的屏障和保护作用弱化或者消失”[59]，对个体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一方面，由于缺乏共享的规则，日常生活不再是理所当然的，各种细节都需要协商，稳定和谐的关系需要花费大量的努力去建立和维护。怎样协商、怎样做决定，却缺乏一个可参照的、有约束力的规范和标准，只能自行规划和创造，寻求自己的形式[60]。解决方案也由此变得个体化，经常需要一事一议，成功的经验也很难被其他家庭照搬。另一方面，因为劳动力市场对教育、流动和竞争性的标准越来越高，个人必须以持久挺立的姿态，全力以赴地谋划其职业生涯。在这种情境下，不是家庭为个人提供“定向语境”，相反，是个人要在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下，更加灵活地调用和重新组织家庭资源，尝试或创造各种适合自己的家庭生活形态，以适应劳动力市场的挑战。
母亲是一个具有风险的身份，这份风险又会通过降低女性在两性和职场中的竞争力而被放大。如果生育一个孩子是义务，生育两个孩子就会使得风险大大增加，更无须提生三个孩子。女性需要在家庭互动中通过协商、争吵、妥协等方式冲破传统限制，形成从女性多元角色出发，有限度的、具灵活性的个体化生育模式，使得生育及相关责任在家庭成员中分配，家庭成为“成全自我”的场域。这种变化一方面因为城市家庭收入结构的变化，女性的工作及其他收入能支持家庭经济，这是个体化责任分担模式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女性“为自己而活”的强烈愿望和男性减少育儿责任、以事业为重的话语相冲突，这一冲突要求男性必须做出反应，从传统“养家人”的角色中走出，承担起“照顾者”的角色。只不过双方分别承担多少责任、责任承担的先后等都成了需要协商、争吵乃至爆发冲突的焦点。
尽管个体化要求“为自己而活”，但意愿的强弱、能力的大小会因个体年龄、阅历或教育背景的差异而不尽相同。正因为本文访谈对象夫妻都有较强的协商资本，对于这样的家庭而言，生育意味着更多的协商、沟通、争论和妥协。在这一过程中，受制于传统身份和社会习俗，女性并非强者。因此，为了避免更多的家庭责任及纠纷产生，女性选择不生育，是更多地强调个体利益并缩小家庭责任范围的现象，可被视为是个体化的必然结果，而个人把更多时间和精力投入追求个体娱乐上，则可视其为个体化更激进的后果。
3.不生的消解:亲密重建
个体化文化虽然会导致个体意识的增长，却并非制造自私、不负责任的个体，“同样也发展出了利他主义的伦理”，贝克称其为“合作个体主义”或“利他个体主义”，因为“生活在高度个体化的文化中......要懂得与他人相处，懂得承担责任。这样才能安排和维持好自己的日常生活”[61]，形成与他人共存的生活共同体。故此，个体对其他个体承担责任成为避免生活共同体破裂的基础，也是自己的利益得到其他个体承认的保证。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化文化中的责任分担模式不再像传统性别分工那样要求男性和女性按照既定性别角色承担性质单一的、无限的责任，而是相互要求的、有限的责任。
女性要求家庭成员，尤其是配偶需要承担孩子生育的责任，从备孕开始，到产检、生产和抚育，责任均摊。然而，均摊并不意味着个体的无限膨胀，而是一种有限度的、为他人着想的做法，恰恰代表了女性并非不愿意生育，相反存在二孩的生育意愿，女性愿意为育儿、职业发展和婚姻关系做出妥协正是体现了这样的“利他个体主义”逻辑。但是孩子并不是个人的事情，当个体不再对传统家庭利益有强烈的意义感，笼统的家庭利益难以成为个体承担责任的动机，一方面，家中的老人、配偶都有义务成为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力量，因为生育是家庭的共同决策。另一方面，女性的生育意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人为自己考虑的程度，即女性希望家庭的其他成员(主要是配偶)主动承担责任，最好是呈现出强烈的承担意愿，以及在自己的育儿劳动被承认和认可的基础上，才会呈现出愿意生育的状态。
很多女性依靠的是个体间的亲密情感，包括夫妻间的关爱、祖父辈间的关怀、第一个孩子对父亲的依赖以及父亲对孩子的喜爱等主观感受来决定是否生育，作为强调情感性和独立性的现代家庭[62]，夫妻亲密关系的质量也成为决定女性生育二孩与否的核心关键要素。这种亲密来自个人或者年轻夫妻之间的相互满足感，其主要特征在于两性之间存在着强烈的情感依赖，注重自我表达、相互依存和感情上的温暖[63]。女性在夫妻日常互动、沟通和陪伴中确证了自己在配偶心中的价值，可以说女性从配偶那里感受到的亲密度越高，婚姻满意度越高，就越有可能生孩子。但是，个体间的亲密感难以由义务性的亲属关系保证，具有不稳定性，意味着一旦亲密关系出现危机，可能导致个体责任的松懈甚至合作关系的破裂。女性期待夫妻双方将育儿作为共同的目标，并在这一过程中强化双方的责任感和身份意识，并促使夫妻之间感情连接更为紧密。然而在访谈的家庭中，这种状况并没有出现，育儿往往成为妻子独自的生活实践，尤其来自丈夫对孩子的间歇性关注与对配偶和婚姻理所当然的“不在意”也就使得女性心不甘、情不愿再生一个孩子。
可以说，配偶的沟通协商意愿与行为对女性来说比结果更为重要。在双方平等协商、充分沟通、情感支持的基础上，女性获得了男女平等中的主体感。我可以生育，前提是我愿意生育，我高兴生育，是我心甘情愿做出的选择，也意味着女性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然而，男性在整个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情感参与成为女性决策的关键，“身在心不在”的参与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沟通与合作的，在家庭成员提出协商的诉求后，男性的主动与担当为女性的生育决策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持，进而能促成生育行为的发生。
从传统母职过渡到现代母职，女性需要重构家庭关系、重塑生活秩序，形成自我身份认同。“该生”妈妈在孩子抚育、职业身份、亲密关系、个体生活四方面都抱有较高的期待，作为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她们在这四种力量之间摇摆、挣扎，并从自我出发，做出生或不生的决策。在这个过程中，情感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没有亲密情感滋养的环境中，即使抚育力量构建完备，经济资源充足，女性仍感无助、失望与孤独，在外部多重压力下，不生是他们权衡再三，并能兼顾养育质量、个体发展、夫妻关系和个体生活而做出的选择，符合女性面对结构性压力，通过主体性表达来建构生活秩序的自主性逻辑。
在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今天，女性在生育中面对的困境与压力才可能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社会问题，需加以引导和重塑。也正因如此，国家迫切需要满足的是人口发展的总体需求而非女性的个体需要，这也是造成“该生”却不生女性内在诉求未能被表达的宏观因素之一。女性作为主体可以主动选择生育二孩，但是因为没有温暖的感情将这一切有机地凝聚起来，她们心中孤独、郁闷和压抑，生育之路如同一条废弃的街道那么凄凉。因而，看到个体选择在生育决策中的重要性，用温情、同感、真诚的主流话语和制度构建去协同女性内在的柔软度，创造一个有益于关系发展、亲密构建的微观与宏观环境，才是解决这些妈妈该生却不生的关键，毕竟外在的支持很难让这些“该生”妈妈生孩子。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农村生育价值观的变迁及政策应对研究”(项目编号:18CSH030)的阶段性成果]
陈纬：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副教授
罗敏敏：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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